说句掏心窝子的话,项英就算活到新中国成立,1955年授衔时也摸不到元帅边,不是资历问题,是硬性条件卡死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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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句掏心窝子的话,项英就算活到新中国成立,1955年授衔时也摸不到元帅边,不是资历问题,是硬性条件卡死了
项英的资历确实很深,早年参加工运,进过中央领导层,留守南方打了三年游击,后来又成为新四军创建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。单看这些经历,他似乎很有资格站进一九五五年的元帅名单。 可同样出身南方游击战争、后来接过新四军重担的陈毅,到一九五五年都因现实岗位问题一度站在授与不授的关口。 两个人究竟从哪里拉开了距离,答案还得从皖南那场大变故说起。 01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,授衔授勋典礼在北京举行,朱德、彭德怀、林彪、刘伯承、贺龙、陈毅、罗荣桓、徐向前、聂荣臻、叶剑英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。 这十个人的革命经历各不相同。有人长期统兵作战,有人主持军队建设,有人处在战略领导和组织指挥岗位,有人既有创建人民武装的贡献,也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实绩。不能拿一把简单的尺子,把十个人削成同一个模样。 但有一点很清楚:元帅不是给“参加革命最早的人”排出来的,也不是照着二十年代、三十年代担任过什么职务依次往下发。 一九五五年颁布的军官服役条例,对元帅军衔所对应的功勋有明确表述:在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,或者领导战役军团作战方面立有卓越功勋。 十位元帅的经历并不相同,有人更突出地体现在建军和战略领导上,有人则在大兵团作战中承担重任。 项英是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,仅从这一点说,他并非同元帅评定的尺度毫无关系。 也正因为如此,讨论项英能不能授帅,才不能图省事。若只看资历,他的确很深。 项英早年投身工人运动,参加过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,后来进入中央领导层。到中央苏区时期,他担任过重要党政军职务。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,他留在南方,在极端艰苦的环境里坚持三年游击战争。那三年不是在后方守成,而是在同中央失去联系、敌军不断清剿、人员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保存革命力量。 许多游击区能够坚持下来,项英和陈毅等人付出的代价非常大。 在中央苏区的经历,也让项英很早就站在军队和根据地领导层。他既接触军事组织,也承担党政工作,后来留守南方并不是临时把一个普通干部推到前面,而是把一名有多年领导经历的人放在最困难的位置上。 正因如此,皖南事变的分量才更重:人们对他的期待不是“尽力就好”,而是一个主要领导人应当在关键时刻作出与职务相称的判断。 红军主力长征以后,留在南方的人面对的是另一种战场。原有根据地大部丧失,公开活动的空间急剧缩小,队伍只能化整为零,依靠山地和群众掩护同清剿力量周旋。 人员减少、粮药短缺、联络困难是常态,有时连上级的方针都无法及时得到。 项英作为留守领导人之一,要做的不只是保存一支枪、带好一支小队,还要维持各游击区的组织联系,让分散的革命力量不至于彻底断线。 这段经历的分量很重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南方各游击区能够拿出一批有组织、有战斗经验的骨干,改编新四军,根子就在那三年的坚持。项英的功劳不是后来才补上的,而是新四军得以组建的一块现实基础。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。项英出任副军长,实际上承担了军队建设和军部日常领导中的大量工作。更早在中央苏区,他还担任过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。 论参加革命的时间,论在党内军内的资历,论长期处于重要岗位的经历,他都不会比许多开国将帅浅。 新四军初建时,各地游击队长期分散,作战习惯、人员构成和驻地条件都不一样。把他们编成统一军队,要确定编制,调配干部,集中人员,解决给养,还要在国民党限制下争取活动空间。 项英处在军部主要领导位置,对这支军队从无到有负有直接责任。 只记住他后来的错误,会看轻这段贡献;只凭这段早期贡献认定元帅军衔已经十拿九稳,又把授衔看得太简单。 所以,项英后来没能走到一九五五年,首先当然是因为生命在一九四一年中断了。皖南事变后,他在突围中藏身皖南山区,最终被身边的刘厚总杀害。 项英去世时四十三岁,距离新中国成立还有八年,距离全军授衔还有十四年。 刘厚总行凶后逃离,项英的生命就此终结。可在他遇害之前,新四军皖南部队已经遭受了毁灭性损失。国民党方面蓄意制造事变,负有不可推卸的根本责任;项英在军政判断和临机处置上的失误,也同样不能回避。 假如项英活了下来,过去的资历不会消失,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创建新四军的贡献也不会消失。可同样,皖南事变已经发生,军部遭到严重破坏,大批将士伤亡、失散和被俘,这一页也不会因为他幸存而自动翻过去。 问题真正难就难在这里。项英面对的从来不是“资历够不够”,而是经历皖南事变后,他还能不能重新取得组织信任,重新走上重要军事领导岗位,并在后面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证明自己。 要弄明白这一点,必须回到一九四〇年末和一九四一年初,看看皖南军部究竟怎样一步步走进险境。 02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,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的限制和打压不断加重。皖南新四军军部处在国民党第三战区包围之中,活动空间越来越小,粮食、补给、交通和联络都受到制约。 国民党方面要求黄河以南的八路军、新四军限期北移,表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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